也是浪漫

我不知道最近自己這麼生氣。我以為搬家事情就好過點了。於是我求了城隍廟籤詩，那是一首極為漂泊渺茫的詩。我邊按指示默念住址時，一時間意識到我的住址很明顯不在城隍爺熟悉的範圍內，對城隍爺而言，住址可能是知曉漂泊與否的一種方式。

已巳籤 — 欲去長江水闊茫，行舟把定未遭風，戶內用心再作福，看看魚水得相逢。

我剛搬到Metzerstrasse。Ｍetz是法國的一個城鎮，Metzerstrasse，直譯是Metz居民的街。噢這個城市啊，有龐畢度中心的分館，以及Ecole d’Arts et Metiers，曾經有個在那裡讀書的人向我這麼介紹Ｍetz。我的確想念法國，今天問了瑞士移民局我能住在法國邊境嗎，我受不了每天自己修東西擔心破產了。

瑞士生活的荒謬衍生出諸多恐慌，甚至憤怒。那憤怒是怎麼可以，席捲了許多自己以前的經歷以及既定印象。有時候我以為自己瘋了，「對不起」和「沒關係」同義，付了錢的東西會像金探子一樣在城市的不同地址裡亂竄，價錢也是浮動匯率，同一個健保電信公司的不同客服給的帳單不同。的確是巨大的文化衝擊。

我和J是在實驗課上認識的，她沒有和我一起做實驗，但是她害羞地塞給我在超市常見的喉糖Ricola — 那是她的瑞士家鄉Laufen的名產 — 並問起我對瑞士的印象，而我總覺得有點彆扭，畢竟那是一個充滿期待的問句。於是我們有了來往。

她昨天半夜傳了簡訊，很緊張地說，「我想要請問一件實習機會的事，這有關安全。」

「要到德國粒子加速器做實驗的安全?」我想著如果降溫的水庫沒電了，引發爆炸 — 不過負責人應該比你更擔心這件事。負責人如果說安全就安全吧。

「是，不過是關於人身安全，」她尷尬地說，「我會和兩個男博士生獨處一週。」

「噢」，我的確是愣了很久。那聽起來像是性騷擾已經如斯平常，所以問朋友有什麼方法明哲保身，不然怎麼會先想到這件事?

「因為妳是女生，在科學領域裡待了一陣子，我想問妳可能比較有用。」

她摀著電話說著人名，我說我認識，但我無法擔保任何人。如果妳擔心的話就把所有信件往來都附件他的老闆吧。雖然是不信任他，不過這也是讓他老闆知道他在德國做什麼的方式。我寧願這樣，同事就是同事。

她猶豫很久說好吧，我們明天還是在噴水池見面。

不遠處有個拖著行李的人，穿著西裝滿身大汗問說，可以幫忙他開門嗎?

他是剛到的博士生，他的行李箱上貼著蘇黎世轉機的標籤。我們在建築物內繞路迷路，並且我們卡在電梯裡不上不下。我推了一下門，電梯嘎茲一聲，終於往上升。秘書的辦公室門關著，路過的同事告訴我「不不不，秘書有在上班。你們可以問他。」然後把門打開。我最終還是沒有陪他找到要去的辦公室，但我已經遲到了。「哎對不起我要走了。」

拖著行李的人轉頭問說，「妳也是剛到嗎?」

「好像不算。」

他讓我想起我剛到的第一天，拖著行李千里迢迢抵達，然後有嚴重時差，沒有提供食物，也沒有休息，而是緊鑼密鼓的會面。然後我就摔下樓梯去急診了。沒有人告訴你大門是鎖著的，沒有人告訴你要怎麼走，沒有人會幫你買食物。沒有。這個部門理所當然地期待來者第一天就有瑞士法郎付公車費，食物以及知悉所有交通方式，同時還有力氣開會。

媽的什麼鬼。幹。

然後我跑下樓梯，遇見正要離開噴水池的Ｊ。我遲到了二十分鐘。

她一看到我就緊張地站起來，我比著手勢尷尬說坐下好說，眾生平等。

「因為我媽媽有很準確的預感。雖然她看不見，但她可以感覺到什麼要發生。我昨天以為她說的是兩個男同事，但其實是其他在實驗室的人。那麼至少我還有兩個可信任的男同事，萬一發生什麼可以幫我。」

她定定地舉出一些關於媽媽靈驗預感的往事。她的家族是從科索沃與阿爾巴尼雅的1998年戰爭中逃到瑞士的。她的鎮定像是直透著死亡。

「這種事還是不要發生好吧。」如果媽媽的預感是真的，那麼怎麼還關在衣櫥裡被動地害怕?為什麼不是抄起警察的電話備用呢?為什麼這麼理所當然地讓自己活在恐懼裡呢?

「妳需要的時候可以打電話給我，也許我可以幫忙。」我想起自己的憤怒與無助，這的確沒有甚麼用。性騷擾在這裡求助無門。我想起自己恐慌症發作的時候，需要抓住一個人或聽見別人的聲音。也許我無意間成為了那個令人安心的「別人」也說不定。

瑞士沒有同性婚姻，非常強調性別，不冠夫姓還是一件非常前衛的事，「不過他們有安樂死啊。」台灣友人在銀幕彼端聳肩。

對，我重重嘆了一口氣。「你說得對。」

害怕和恐懼於我而言是一體兩面的情緒，等我終於清楚自己的權力因而生氣時，怒氣蒸氳了我的背脊，兩片肩夾骨長久地像火山一樣沸著。

我剛到瑞士的第二天跌下樓梯，半年後腳踝仍然帶痛，複檢時被醫師騷擾，然後我夢見自己被強暴。我請假時指導教授說，唉妳這是文化衝擊適應不良。

的確，階級分明也是文化衝擊，部門裡的種族歧視於我也是文化衝擊。然而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適應這些文化 — 如果可以被稱之為文化的話。

極多的奔騰的情緒在我體內衝撞出不明所以的失望憤怒，大概因為我對這個地方曾經有過一些期待。只是六個月後各種錯誤的帳單以及房仲的責任推卸和辦公室的流言竄著竄著，漸漸我以為那是正常。

我記得有天我站起來時眼前一片黑，昏倒在房間裡，其後右手像是麻痺一樣無法出力，於是我停止寫作，也停止表達。有時候肩膀關節在下午五點後就不使勁了，我會吞下安眠藥告訴自己，今天就這樣了吧。不要害怕。

兩個禮拜的休假要告一段落了，我只覺得非常疲憊。傍晚的巴塞爾，我坐在頂樓上用鋼筆抄著心經，九點多剛剛日落的天際非常美，我正開始重讀流浪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