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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朋友離職，從越南旅行回來時，告訴我他過年後和我的國小/國中同學一起去了花蓮。

他突然小聲地靠近我說，「我跟她說了妳幾年前回國中去質問老師為什麼當年霸凌妳的事，妳崩潰大哭。可以嗎？」

我正眼看著他，說，「你要說一百萬次都可以。」我只是在想，當年到底為什麼沒有勇氣直接和老師對峙。If only I’d do it again, I’d do it again sooner.在學校裡面，解決問題最快的方式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我提出了太多老師無法回答的問題。

台南很小，很小，小到你的國小同學就是你的國中同學就是你的高中同學就是你的大學同學，就是你的美國歐洲博班同學，連在蘇格蘭旅行都會遇見，不然就是律師醫生外交官。

我是……我什麼都不是。我和國中同學保持距離。三年中，我沒有在當中遇見所謂的朋友，因為其他人都轉學了。她是其中少數可稱之為朋友的人，看透老師的威權荒謬的人。

「她問妳過得好不好。」

「我覺得我還是沒辦法面對有關國中的任何事情。我還是會哭。但是請幫我跟她打招呼。」

「小時候以為長大就會修好的事情，其實一直都在。」

「對啊。」我們沈默很久。自在的沈默。

他可以接招任何的鴻門宴，任何複雜的人際關繫，藥廠老闆的威脅，病人的惡化，化危機為轉機。他從來沒有問過我他需要我的什麼，從來沒有。他只問我需要什麼幫忙。他人生中已經要什麼物質有什麼物質了。

能夠自己這樣講真的很了不起。

「也許有一天，妳國中的傷會修好。」

我不置可否。我們又沈默了許久。

但那一天就這麼來了。因為我必須要。

因為我需要法律。我想起國中同學的媽媽，是律師。於是我聯絡了在美國的同學，打算明天約她在台南的媽媽見面。我們說說看，可以做些什麼。

十五年前，考完基測的那天，同學的律師媽媽開車載我們三個到法院去看她當被告的律師，並說明自己從法官轉律師的心境，她覺得可以幫助更多受害者。她像是要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當律師看看。

我下車之前，她媽媽語重心長地說，「阿姨覺得妳和我女兒很像，就是很固執，有時候婉轉一點比較好。像冠融那樣。」

先下車的非常圓融的那位，後來成為外交官。

固執的女兒，後來變成Google的工程師。

我也正在面對自己的人生，但我不用職業定義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