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我久仰很久。唐鳳談他，書店老闆談他，於是我想我應該要好好讀一下。
週六下午我的眼睛已經被螢幕前亂飛的白板字體搞到頭昏眼花，我需要在Erik Demaine的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之外吸口氣 — — 不僅僅是換地方，而是換個主題。
於是我打開邏輯哲學論的第一段，三條基本原則，「理解一個命題，就是知道如果它為真，則實際狀況如何」，「邏輯常元並不替代什麼」，「意義必須是確定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根據我對科學的理解，真理應該要簡潔清晰明瞭才對。不過我才疏學淺，它可能已經明瞭到不能再明瞭了。
結果我的思緒開始亂飛。我一直希望做到像Clara一樣，或者就像一個「普通正常的歐洲人」一樣，對於世間任何事都抱以「這沒什麼大不了，這很正常」的態度，不去評斷。所以我現在要做一件「住過亞洲的歐洲人」會做的事 — — 評斷。
每天早上我都會打開前一天寫的備忘錄，想著早上要做什麼。通常行事曆是非常惱人的必修，我逼自己讀的東西，不是太愉快容易，但我想我需要運動一下大腦。其實常常讀一讀就放到一邊，覺得自己可能這輩子再也不會也不需要碰這些東西。演算法與資料結構大概就像固態物理導論或者熱力學一樣，除非有人恐嚇你不只要讀，而且要考高分，不然畢不了業，否則你不會去讀。
期間我會收到一些友人的簡訊，並且回信。我說的「一些」是四個 — — 因為我已經沒有用臉書，Instagram了，只剩下line與簡訊，email，WhatsApp。能有我的電話與line的人不多，因為我們現在地理位址都在台灣台南，生活區域高度重疊。有時候一眨眼，好像自己的生活就與對方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了，不管你願不願意。
我的乾媽去年交了一個男友。今年初我的老家整修，我借住了乾媽的爸媽家一個月。期間為他們添了許多困擾，很感謝他們沒有趕我出去。
我也一直在各種計畫與泡泡之間擺盪 — — -做這好呢，還是做那好呢。於是想要申請麻省理工學院，但是針對健保制度的作品集寫到一半真的寫不下去了。我對於瑞士的健保與醫生與大學還心有餘悸，寫到一邊哭一邊做惡夢，於是需要對於自己每況愈下的失眠與恐慌做些什麼，就來考德文好了。學語言總是讓我覺得我就活在那個詞彙的當下。
讀了三個月後，六月考過德文C2了。就在那時候開始，想說不然來當軟體工程師好了，於是報名資策會的課，等到年底開始上吧。
乾媽的男友於是每次見到我，都會問說，「咦，你這麼大了，還這麼不穩定啊？」「你不是應該要去台積電年薪百萬嗎？」
他的男友是個監獄裡的教誨師 — — 貌似勸人向善的人。但照他的「善」定義看起來，我也屬於「不善」 — — 生活與精神不穩定，辜負父母期待的可疑年輕女子。
乾媽都會打圓場，說，「你誤解蔡爸了，他不是那個意思」。那好像是一個熱戀中的女人希望男伴走近她的生活中所打的圓場，有點多餘。
於是我會直直看著蔡爸，說，「呃，蔡爸，所以你的不穩定是什麼意思？你的應該是什麼意思？」他會尷尬的說，「就是，沒有什麼意思。」
上次我要去影印店，剛好遇見蔡爸。他又說起錢。
「所以你在瑞士的薪水是多少？」
我照實回答了。乾媽說，采璇也在台灣工作過哦。
「哦，那你在台灣月薪多少？」
我也照實回答了。我不想當場生氣。
他嘖嘖稱奇，不錯啊。我不知道要不錯什麼。是要跟誰比不錯。
回家的路上，我真的覺得很不舒服，很不高興。每次見面我就像動物一樣被餵食，是弱小的動物。就好像以前在巴塞爾的時候，一個鄰居瘋狂追問我的名字，我說我叫Stasy。
他說，「你騙人。」
That’s offensive.
他繼續說了三次「你騙人。」
我也說了三次 “That’s offensive.”我真的生氣了，於是我問說，你是在問我護照上的名字嗎？
他猶豫了一下說，「對」。我的臉應該已經臭到發爛了。
好，我護照上的名字是XXX。
「可是我女朋友的名字不是長那樣的，她沒有你那樣的英文名字。我女友是中國人。」
「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你是哪裡人？」
「我的國籍不重要。我現在在問你……」他揮一揮手，不耐煩起來。
「所以我的名字正統性和國籍很重要，但是你的國籍不重要？」
「好，我是德國人。」
「噢，原來如此，That explains it.」
我在這樣的對話裡從來無法得到什麼成長，自己張牙舞爪的同時，也深刻體認到世界多麼歧異。我以為的「正確」世界觀真的只是我的鳥籠裡看出去的。
話說回來，蔡爸就像那個德國人一樣，希望透過我而印證「高學歷都有穩定高收入並且符合爸媽期待」的傳說。德國人希望透過我而印證「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有一個中國味的羅馬拼音名字嗎？」的假設。他們只是想要確定他們的世界確鑿不破而已。他們不在乎我是誰。
居住在歐洲的時候，國籍問題讓我一直很困擾 — — 我說我是台灣人，很諷刺的是，倒不是中國人會反駁，而是被法國同事或者有中國女友的德國同學嘲笑。
後來我想到一個解決方法，我把自我認同拿掉就好了 — — 如果我不把自我認同依附於國籍或性別或其他身份標籤之上，那麼任何與我的認知不同的人都不會讓我感到嚴重不適，這不再是identity crisis，這只是生長環境不同導致的想法不同而已。因為一定會有許許多多從來沒有到過台灣的人，用自己第n手資訊來判定真偽。難道我要一直用他人從來沒到過台灣，因此不了解國籍敏感度來讓自己生氣嗎？
然而這個心態帶來了更大的疑惑，如果我不把自我認同依附在顯而易見的外在標籤上，那麼我是誰？在禪坐裡，我是「存在」，一個人甚至不用像笛卡兒說的「我思故我在」，在ㄧ吐一息之間，就是存在。土耳其移民電影的結尾說，我是“We are the sum of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us, everything that was done under our eyes, everything that was done to us. We are every human being and everything whose existence influenced ours or was influenced by us. We ar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fter we are no more and what would not happen if we had not come.”
但是我以為我不會再被國籍問題困擾的同時，長輩與異溫層的問題繼續讓我疲於奔命而勞其體膚而動其肝火，我可能無意中也變成了一個長輩也說不定。問題以同樣的方式體現於不同的場域，我終究活在自己建構的牢籠裡。
你看吧。這就是維根斯坦說的，「理解一個命題，就是知道如果它為真，則實際狀況如何」 — — — 你在找尋你自己的真理，你總是希望自己是對的，但事實是你既特別也平庸。你特別到locally你意識到自己的不同，但平庸到globally你終將遇見自己的同溫層。因此「邏輯常元並不替代什麼」 — — 玫瑰換了名字還是玫瑰，你在哪裡並不重要，你遇見誰也並不重要，你只需要確定「意義必須是確定的」。
你遲疑了一下，眼下你確定你知道短期的生活意義，長期的生命意義還不知道。
無意之間，第一章讀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