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在屆三十而立之年回到自己的國家，我頂著清大物理系與瑞士博士的高學歷光環，重新當回一個勞動部就業補助的學生。老師們與同學們總像是面對外國人一樣問我，『你從哪裡來？』『為什麼做這個決定？』『你要去哪裡？』

答案再簡單不過了。因為我是物理學家，我想在我的家鄉做一個社會科學實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假設台灣教育的數位化在我離開十年之後更成熟了，假設課堂言論更自由了，假設政府、委辦教育機構與人民三方溝通更透明了 — — -一個體制若符合這三個假設，則聯合國認定為「民主」。我想求證的是，自己的原生國家是不是比台灣學生嚮往的歐美國家更進步。如果真的如此，那麼近乎國安危機的人才外流會漸漸改善。

然而在受訓半年期間，面對國際友人們的詢問，他們說「我聽說台灣很民主很先進」，我只能誠實以對，我不知道。「也許台灣的政府是這樣被國際看待的。但在2023年的台灣校園裡，離我心目中的資訊透明與平等交流，還有一段距離。」

我看見一群努力的同學，大方分享，努力學習，那是過去在所謂「好大學」裡的同儕惡性競爭中，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同心協力。我看見一群老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以陪伴者的角色，陪學生度過一段轉職的脆弱期。

我也看見一些老師，為自己定型為「資深老師」 — — -為學生貼標籤、相互比較。尤有甚者，談論自己的人生財富成就，貶抑學生，為學生定型，雙方的時間以課堂為單位，被浪擲 — — -此時的師生身份似乎被翻轉了 — — 「老師」在心態上是自卑遲滯的，「學生」在心態上是無拘前進的。

幸運的是，我們的年代讓我們可以更自由地選擇適合自己的資源，於是同學們自發找到符合職場需求的網路資源，自我學習。

而在我提出自主做專題時，班主任質疑「你真的做得到嗎？」「你可以嗎？」「你學得會嗎？」

我看見背後一隻隱形的手壓著他，那隻手壓著他老闆，那隻手也壓著政府，低聲說著「別出麻煩」。那隻手名為恐懼。

那隻手也壓著我，因為我恐懼我學不會寫程式，我恐懼我不會以臺灣方式委婉地溝通，我甚至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出一個專題。

所以我用最原始的方法 — -我開始寫第一個“Hello World”，請教同學，也參與研討會，請教開發者們當初邏輯設計的「為什麼」。因為每個答案都來自一個問題，問題來自前提。如果前提不同，那麼答案非常可能迥異，所以我需要知道「為什麼」。而那些一連串的「為什麼」引出了另外一隻手，名為「好奇」。

所以到頭來，老師們的好奇心與想像力賦予學生可能的學習能力。但是去掉「學生」與「老師」的身份前提，我們都是在知識軸上，以自己的方式前進，只有出發先後順序的不同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Amazon 的軟體工程師裡，給薪最高的是「chaos測試工程師」，他們專司製造混亂，測試軟體的堅固程度，以及系統恢復速度。同時他們也必須先把自己心中的恐懼「如果系統因為我而恢復不了呢?」「如果效率因為我而提升不了呢?」「如果……?」，轉成「如果系統因為我而恢復得更快呢?」「如果效率因為我發現了一隻蟲而提升了呢?」「如果……?」

我也透過同時寫信給勞動部部長，媒體，以及第三方相關機構，如實地把自己的上課意見公開，並期望自己的經驗能提供未來參與者更適合的學習方式。

當那隻控制系統體制的手，從恐懼轉成好奇的時候，就是最好的年代。